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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历史文化国民性格演变及脉络的七个节点 日期:2020-08-26浏览:5756

  历史文化对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行为意识、社会制度路径都有着深切的影响。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历史学家全洪刚先生认为:历史进程中有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统御制度及古人当时的思想意识,历史进程中人文社科、道德哲学文化思想等常常是密如凝脂般交融在一起的,在漫长辉煌的历史长廊中萃取这些优秀思想,对已经发生的史实用严谨的目光去审视,再对比现代社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真知灼见往往建立于大量阅读之上,通过研读考察,历史学家全洪刚学者提出可以将中国历史文化国民性格演变大致分为七个节点,围绕以下七个节点,他用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语言串起了民国前中国历史文化的转变流程,阐述了各个朝代制度文化更迭的原因,视角独到让人脑洞大开,让我们对历史有了另外一个看法,其颇具有趣的讲解尤为令人津津乐道。


  一、部落文化


  全洪刚学者认为中国最原始的文化是部落文化,该文化起源于炎黄二帝,途径尧舜禹时期,落尾到夏禹朝代。部落文化中最流行的制度便是禅让制度,这为的是让更贤能的人来领导部落,以带领大家抵御外来的侵袭或自然灾害,进行生产劳动和平均分配食物。部落首领是名义上是大家的主,具历史考察和资料来看当时部落文化时期没有劳役徭役,有公共事物要干时首领带领大家分工合作。


  据说当时部落联盟首领尧年老时,召集了部落联盟会议,推举有才德的舜为继承人,尧对舜经过长期考察后,就把联盟的首领位置让给舜,这种民主推举首领的制度,史称“禅让”制度。后来舜老了,立志传承尧的做法“任人唯贤”,恰好那时全国洪水泛滥,大禹挺身而出率领民众,与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他父亲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大禹治水多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可以说是耗尽心血与体力,由于治水有功,舜于是将帝位禅让给大禹。


  禅让制度一直持续到夏禹时代,夏禹之时,天下大和,百姓无事。


  二、贵族文化


  从大禹治水,灭三苗,到启即位,就此宣告禅让制的结束,“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后来武王伐纣,终结了商十七世的传承,周王分封诸侯,封了越来越多的公侯伯子男,即贵族阶层,同时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和礼法来约束百姓与诸侯,在春秋这个大舞台上,贵族阶层粉墨登场,贵族文化应运而生。


  自西周伊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社会制度上崇尚宗法,时代精神上由敬畏鬼神到敬重礼德,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转型社会,当时,周天子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威,许多诸侯借着“天高皇帝远”不受约束,逐渐走上了凭实力说话的争霸之路,这种诸侯国竞争的环境,使得春秋时代远比西周时代的空气更为自由,更为生机勃勃且绚丽多彩。贵族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巅峰,那一时期又被称为华夏文明的集中爆发点,著名的大思想家孔子、墨子、老子等都是此时期人,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出现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比中国晚了一百多年左右。这个时期的贵族文化不单单指有爵位一些人,是泛指这个时期的哲学家 思想家,法学家,及平民,就中国的贵族精神比西方国家的贵族精神足足早了1700多年。


  贵族文化在我们历史长河中犹如星光一样璀璨明亮,绚丽多彩,百花齐放!乃至现在我们所用的词句,所沿袭的礼仪,法儒道思想哲学所具备的精神都息息相关紧紧相连。当然因此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也是名副其实。


  三、士族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六国、建立秦国,他意识到贵族阶级是帝制统治最大的障碍,如果不能消灭贵族阶级,统治者的权力会被极大的削弱。于是他就逐渐采取措施对贵族阶级进行打压削弱,商鞅变法中规定,凡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这样。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这便是中国最古老的军衔制――秦朝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


  随后秦朝被刘邦推翻,建立了汉朝,刘邦继续沿袭秦朝的军衔制,此时一个新的阶层又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它叫士族(世族)。历史学家全洪刚认为它填补了贵族留下的空白,但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贵族文化的延续。士族文化区别于贵族文化的地方在于,它不再与王室有血亲,而是以家学和立法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姓氏的累世公卿,这种所谓的大家族,大门第和望族,他们与机关互通,世代担任很重要的官职,如此,士族阶层已具雏形、后愈演愈兴。而且当时全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在汉朝的朝廷内出现了内朝和外朝,皇帝的权利大大提升。


  东汉末年,朝局混乱,更加速士族阶层的发展,促使士族阶层纷纷上位、垄断仕途。有首著名的诗句“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说的就是东晋的望族王家和谢家这两大士族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败落对比。


  四、门第文化


  中国最早的门第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如晋国六卿中的韩氏、赵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等。门第文化是封建思想的产物,权利是产生门第文化的根本原因,它可以说横亘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半。如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没能统一天下的原因,致命伤就在于他虽然拥有强大武力,但政治基础并不雄厚。曹操虽然自诩为汉开国元勋曹参的后人,但实际远不如”四世三公“的袁家,甚至不如四世太尉的杨家那么具有威望。在门第家世文化非常浓厚的东汉末年,他是很难得到士大夫和世家们的鼎力支持的。


  门第文化还深刻体现在隋唐的广开科举上,虽说这让儒家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实际却是让儒生垄断了全国的官职要位,表面上为普通人提供了做官机会,实则门第等级森严,有失公允。诗仙李白就是因为身份低,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才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嘲自励.....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文化陷入空前严重的生态危机。古代门第文化的影响深远广泛,无处不在,其中最为普遍、最具代表者,当数择偶婚配时的“门当户对”了。


  五、平民文化


  平民文化起源于宋朝,学而优则仕,在此时期,基层老百姓有机会参与到最高权力中心,成为握权者。到了宋朝就只剩下平民的习性,这时才实现了所谓的平民文化。平民文化——皇权独尊,民间自由,市民文化,宋朝是中国历代最自由开放的时代。中国传统平民文化的基础是农民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是平民文化的高雅形式。中国文化发展到宋朝彻底进入了“平民文化”的时代。


  据记载,南北宋时期一共出现了一百多名宰相,其中平民就占了六十多位,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只要个人有才绩,肯努力,就有机会当官改变命运。典型的励志代表当属宋初名臣吕蒙正,他可谓是寒门士子的膜拜偶像。在宋代,吕蒙正是第一个从平民中走出的宰相,也是第一个书生宰相和状元宰相。据说,皇帝为状元写诗赐宴就是从吕蒙正开始的,而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打吕蒙正这里发端的,他当上状元后,宋太宗考虑到其家境贫寒,特赐钱二十万,这种善待读书人的做法,成为宋朝一项基本制度得以绵延永续,由此可见平民文化的出现是颇为优秀的,让门第中的“寒门”学子也有望改变命运。有两句特别有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讲的就是一个农民通过科举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故事。而且这种事情在当时非常普遍。


  六、流氓文化


  元朝由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其前身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彼时蒙古人彪悍且自大,上到蒙古贵族,下到蒙古官员,他们对汉人的文化和礼仪嗤之以鼻,整日无所事事,交头接耳,之乎者也 不干正事 因此每打进一个城 文人读书人杀掉 留下木匠、铁匠、裁缝等各类匠人认为这些人实用,而且随意修改政策,想到一出是一出,人分四种 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例如汉人打死蒙古人需要偿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汉人娶老婆,蒙古人先来(有待考证)对汉人的生产生活进行严格限制,他们的做法毫无公正可言,全洪刚学者将这种行为方式称做流氓文化。元朝的统治者建立起新的政权,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管理,他们大肆迫害知识分子,最终在元朝末年,读书人几乎被屠杀殆尽,所以中国的文化被迫继续下行,走向了趋近于现代文化的“流氓文化”。而元朝给流氓文化开了头。


  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妇孺皆知,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在《窦娥冤》里,流氓横行霸道,官吏草营人命,平民百姓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官场无比腐败,社会无比黑暗。真实的元代,老百姓就是在这样一种残酷的流氓文化的压制下踟躇生存的,流氓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难以言表的伤痛和打击。


  这种流氓文化的影响力巨大。明代时期严刑峻法、圈养皇族、进一步贬低武人地位、取消丞相制、取消官僚系统内的三权分立、将科举考试进一步固化和功利化等,有一个大臣被朱棣杀了,他的女儿被他送到妓院,有太监禀报说这个大臣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朱棣哈哈大笑说好,过几年还送到妓院可以赚钱。一个皇帝,虽然是朱元璋、朱棣是权力野兽,杀人无数,毕竟你是最高统治者,你看看这都什么事啊!流氓成性!


  元朝好的东西明朝没有继承,偏偏这些流氓制度明朝通过不断强化和强调进一步加深了流氓文化的肆意发展。当这种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后,流氓行为和意识便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地贯穿了整个中国社会,笼罩四方的中国流氓文化。而且,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流氓文化以无孔不入的腐蚀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恶化、泛化、深化的态势甚至形成某种集体无意识。它破坏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道德建设和信仰建设,因为法治屡遭破坏、信仰崩溃、道德沦丧,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便一再受阻,很难形成一个以民主宪政为标志的公民社。


  七、奴才文化


  元明清,这三个朝代是一个传承下的国家,明清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的顶峰,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君权的强大及民权的衰弱。若论前者,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被崇祯帝二寸纸令一句话就消灭;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被摄政王一纸命令解甲归田。若论后者,明朝的士子考试已不能自由发挥,清朝的士子连结社的自由也消失了。民权的衰弱使明清的老百姓生活困苦,精神愚昧,过得比唐宋更糟糕,科技文化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国家,并造成了近代史上的重重屈辱。国民性也从流氓向奴隶转换。


  奴才文化主要集中在清王朝时期,此时的爱新觉罗家族为了高度统一汉人,禁锢汉人的思想文化,强行向汉人灌输奴才意识,稍有不顺者,满门抄斩,使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以至麻木不仁,奴性十足。甚至于在当时的官场上,“奴才”二字比“臣”的分量还要高,官场习俗影响深远,以致整个社会竞相学习,便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奴才文化。奴才文化的另一面,是我们不知不觉就顺着个人崇拜与臣服的思路来思考问题,并让许多人变得头脑简单。有大臣受到雍正赏赐大臣感谢,雍正说你用不着感谢,你也没有资格感谢,干好你的事情就可以了。


  这是因为满族内部本身就一直流传着奴隶制度,满族习惯了三六九等。在外面对皇帝自称奴才不仅仅是为了体现自己是皇家人,更重要的是打击汉臣的地位,将汉人儒生的忠义思想渐渐扭曲成奴才主子文化。


  到了民国一声枪响这些糟粕文化才慢慢松动,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些糟粑才彻底被抛之九霄云外。


  总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政治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和行为,优秀的政治就会出优秀的文化,优秀的文化就会有崇高的信仰,总之只要有合理、合规、合情的制度,人民群众就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些优秀的制度与文化对于建设社会,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系历史学家 全洪刚)


来源:人民日报